2025年5月8日-14日，荷兰人脑库创始人、欧洲科学院院士、荷兰皇家艺术与科学院神经科学研究所Dick F. Swaab院士访问浙江大学，做客“海外名师大讲堂”第177期活动。

        Swaab院士是荷兰皇家艺术与科学院神经科学研究所神经精神疾病研究团队主任，是荷兰人脑库创始人和前主任，在神经精神疾病的病理机制研究、脑结构与功能发育、应激与情绪障碍等领域成果卓著，被誉为“脑研究的教父”。同时，他也是《我即我脑》、《造物之脑》等多部畅销科普著作的作者。

        5月13日下午，Swaab院士在紫金港校区医学院曹仲兰报告厅作了题为“The Neurobiology of Stress, Depression and Suicide”的精彩学术报告，报告由脑科学与脑医学系包爱民教授主持并颁发致谢证书。Swaab院士为听众生动呈现了抑郁、应激反应及自杀背后的复杂神经回路与分子机制，并对风险评估和干预策略作出了深刻的分析与思考。

过度活跃的下丘脑-垂体-肾上腺（HPA）轴与抑郁

        在揭示抑郁症病因的过程中，Swaab院士特别强调了“HPA轴”在抑郁发病过程中的核心地位。抑郁个体常表现出Cortisol（皮质醇）和CRH（促肾上腺皮质激素释放因子） 的含量升高，这与HPA轴的过度活跃密切相关。此种过度活跃受到多重因素影响，包括遗传因素（如“GR、MR、CYP（P450）等基因多态性”）、胎儿期尼古丁暴露、童年期遭受虐待/忽视，以及成年的重大生活应激事件等。

抑郁的诊断与多样化表现

        根据“DSM-IV”的诊断标准，抑郁症须至少满足9项症状中的5项，且持续时间超过两周，如情绪低落、快感缺失、睡眠障碍、体重变化、能量丧失、内疚感等。Swaab院士提出，抑郁远不只是单纯的应激暴露所致，更是一种“在易感个体中对应激的过度反应”。这一易感性往往来源于基因多态性、表观遗传修饰以及内分泌波动（如性激素水平变化）等多重因素的共同作用。

自杀的风险因素与神经生物学基础

        “自杀”每年在全球造成约70万人死亡，而尝试自杀的个体更是高达这一数字的十至二十倍。Swaab院士指出，自杀行为往往根植于“抑郁障碍、双相障碍、精神分裂症或严重心理痛苦”之中，并常伴有童年期创伤、负面生活事件、社会排斥及羞辱等经历。遗传因素约占自杀风险的 50%，不利的环境刺激（如童年虐待）也显著增加了个体对抑郁及自杀行为的易感性。

        从神经生理学角度看，大脑中与情绪调节相关的多个通路（如奖励回路、边缘系统、前额叶-边缘叶联结）在自杀者与正常人群之间存在功能和结构上的差异，比如在下丘脑室旁核（PVN）处可观察到CRH、MR/GR（糖皮质激素受体）及其他应激相关受体的表达变化。此外， GABA和谷氨酸等神经递质系统在抑郁与自杀人群中的异常也为研究和临床干预提供了新的视角。

干预与治疗：未来的方向

        关于干预策略，Swaab院士从现行临床应用与未来研发方向进行了展望。他认为传统干预如抗抑郁药物和物理治疗对一定患者人群有效，但存在起效慢、副作用或复发率高等局限。特殊药物如锂盐可降低双相障碍与重度抑郁障碍患者的自杀风险；氯氮平则对精神分裂症患者的自杀风险有较好控制效果；氯胺酮在快速缓解抑郁症状与自杀意念方面的潜在作用也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随着对抑郁发病机制和应激系统紊乱的认识不断深入，研究人员正在尝试探索更具针对性的抗自杀药物或生物治疗手段，以期实现对易感人群的精准干预。

        在自由讨论环节，现场师生踊跃提问。Swaab院士针对不同学科背景的师生给出了风趣而专业的解答。

        在讲座结束后，Swaab院士亲自为现场观众手中的《造物之脑》书籍签名，并与师生亲切交流和互动。

        5月8日-9日，Swaab院士受邀在全校通识核心课《大脑与社会》课堂上授课，同包爱民教授课题组研究生做Master Class，还现场考察了国家健康和疾病人脑组织资源库实验室。

        5月10日-11日，Swaab院士受邀参加由国家健康和疾病人脑组织资源库（浙江大学）主办的“第二届脑库神经精神疾病转化研讨会”并做学术报告。

        Swaab院士身为荷兰人脑库创始人，以其丰富的建设经验和专业素养多次指导我国国家脑库的建设，在推进脑库人才梯队建设、数字化管理平台建设、样本标准化操作流程优化等做出了重要贡献。此次访问交流进一步深化了双方的国际合作，为师生提供了宝贵的学术交流机会。

（脑科学与脑医学系供稿）